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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1898年5月4日五四時期著名女作家廬隱出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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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上的今天
欄目：重大事件
發布時間：2021-03-22 11: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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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8年5月4日發生的重大事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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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1898年5月4日(農歷1898年3月4日)，五四時期著名女作家廬隱出生。
五四時期著名女作家廬隱出生
廬隱——五四時期著名的作家，與冰心、林徽因齊名并被稱為“福州三大才女”。廬隱(1898年5月4日—1934年5月13日)原名黃淑儀，又名黃英，福建省閩侯縣南嶼鄉人。其筆名廬隱，有隱去廬山真面目的意思。
她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《海濱故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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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8年5月4日(農歷1898年3月4日)，五四時期著名女作家廬隱出生。
五四時期著名女作家廬隱出生
廬隱——五四時期著名的作家，與冰心、林徽因齊名并被稱為“福州三大才女”。廬隱(1898年5月4日—1934年5月13日)原名黃淑儀，又名黃英，福建省閩侯縣南嶼鄉人。其筆名廬隱，有隱去廬山真面目的意思。
她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《海濱故人》。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學教書，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學校長半年，幾年間，母親、丈夫、哥哥和摯友石評梅先后逝世，悲哀情緒浸透在這個時期出版的作品集《靈海潮汐》和《曼麗》之中。1930年與李唯建結婚，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《云歐情書集》?；楹笏齻円欢仍跂|京居住，出版過《東京小品》。200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《女作家在現代中國》(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)之中，她與蕭紅、蘇雪林和石評梅等人并列為18個重要的現代中國女作家之一。
“五四”運動蓬勃興起之際，許多新的學說激蕩著她，許多閃光的思想照耀著她，她痛恨封建禮教，向往光明自由，她的靈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。當人們把那些新學說、新議論視為洪水猛獸，當一位同學在講演會上大講戀愛自由，多數人向她吐舌頭、翻白眼、冷嘲熱諷時，廬隱卻大膽地獨自同情她，鼓勵她勇敢前進，從此廬隱也被視為“新人物”了。
“五四”時代的新思潮、新思想沖淡了廬隱心里的悲哀，她精神煥發、時常處于興奮之中，廢寢忘食地東奔西跑，她被選為學生會的干事，積極做些社會工作。為了福建的問題，她被女師大選為福建同鄉會代表，到北大、師大開會，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，后來又被選為幾次大會的副主席和一個刊物的編輯。這時候，她發現同她訂婚的表親林鴻俊思想平庸，同她想的不一樣，走的道路不一樣，她所需要的人，不是僅僅脾氣好就可以滿足的，她說：“我羨慕英雄，我服膺思想家”，她想到他們的志愿不同，婚后的平凡生活將毀了她的一生，于是便主動提出要求，解除了婚約。
愛看書和研究社會問題是當時許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點，廬隱就是其中的一個。起初，她同幾個年齡相仿、志趣不凡、都愛喜笑的朋友自稱為戰國的四公子，她被封為孟嘗君；后來又和十幾個志趣相投的人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——社會改良派，每星期活動一次。這時，她時常收到別人寄給她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書，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討論。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，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進步，認識到“一個人在社會上所負的責任是那么大”，從此她“下決心作一個社會的人”。
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。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，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。她追求人生的意義，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，覺得人生“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”，她在悲哀的海里，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。她，或她作品里的主人，常常被悲哀所困擾，不得解脫，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圣者。
蘇雪林說，廬隱的作品，“總是充滿了悲哀，苦悶，憤世，嫉邪，視世間事無一當意，世間人無一愜心”(《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》)，在《關于廬隱的回憶》一文中說：“在廬隱的作品中尤其是《象牙戒指》，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?！瓘]隱的苦悶，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?經驗過?但別人諱莫如深，唯恐人知，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，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。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。”
冰心與廬隱，文學史家們把她們視為“人生派”中的一派。雖然她們都關心現實生活，都主張在作品里表現時代色彩，但一旦這種思想和主張變成了果實——作品，她們的差別就顯出來了。冰心在作品里，通過對無限生動的大自然和母愛的漚歌，表現出她對自由、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。廬隱的作品則不同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，前途茫茫，一片黑暗，他們負荷著冷酷、無情的現實，悲哀著走向人生的盡頭、有人說“黃廬隱對社會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認，她深深的感受著孤獨。謝冰心主張則不然，她認為在人與人之間，是有不可分離的關系、這樣，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間，而謝冰心，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。她們倆，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，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復燃……”
作為社會的人，都會關心社會的?！拔逅摹边\動初的“學生會時代”，廬隱是一個活躍分子，她是帶著“社會運動”的熱情跨進文壇大門的。那時候，她寫《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》(1920年，《批評》第四號)之后，不僅寫了《一封信》、《兩個小學生》等七篇那樣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短篇和小品，也寫了《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》(1924年，《民鐸》第五卷第一號)這樣一些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。但不久，她的筆鋒轉向“自敘傳”的性質：寫自己，寫愛人，寫朋友，都是現實主義的，因為它們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側影，是真實的現實。茅盾說：“廬隱與‘五四’運動，有‘血統’的關系”，“廬隱，她是‘五四’的產兒”(《廬隱論》)。當“五四”運動落潮后，在廬隱面前，社會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，再加上自身的遭遇，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圍。人們所說的“廬隱的停滯”就是在這種主客觀的條件下產生的，但廬隱并不甘在這種氛圍中沉淪，她掙扎著，追求著，前后雖有幾次反復，但每次也都有所前進。
“廬隱作品的風格是流利自然。她只是老老實實寫下來，從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。”(茅盾《廬隱論》)總觀廬隱的全部作品，這種評語恰切、中肯。從《海濱故人》開始，她在許多小說里，都采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，這樣寫來，在語言上顯得靈活、自然，但在結構上往往出現散漫的毛病，用茅盾的話說，就是“控制不得其法”。后期的作品，有了長足的進步，老練多了。除小說之外，她的散文也寫得清麗可愛。她雖以小說出名，但茅盾說，“她的幾篇小品文如《月下的回憶》和《雷峰塔下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。”她還在同一篇《廬隱論》中評論說：“在小品文中，廬隱很天真地把她的‘心’給我們看。比我們在她的小說中看她更覺明白。她不掩飾自己的矛盾?！彼@種既天真又嚴肅的態度貫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。
王禮錫說：“生命是我自己的，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她，誰管得著!”廬隱是這樣很倔強的在這不慣的社會生存著，廬隱對這社會是不慣，社會對廬隱尤其不慣，廬隱對社會的不慣，是有她的“誰管得著”的辦法去管理，而社會對廬隱卻是冷嘲熱諷、明槍暗箭作四面環攻。這“不慣”不僅是廬隱個人的問題，是新的與舊的社會的矛盾的表現，加上廬隱的強烈的個性，這矛盾就表現得特別的明顯。所以這不僅是“不慣”而是不相容，不慣慢慢的就會慣了，至于不相容，那便得爭斗。廬隱的“誰管得著”的態度，是不理的態度，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?！安焕怼笔沁`背了舊社會的秩序，這樣的叛徒，是不能在舊社會的秩序下生存的。有了他就沒有你，你要站得住，他就得摧毀。
廬隱崎嶇、坎坷的命運使她在沉淪與前進中幾經反復，但她畢竟還是從感情里掙扎出來，擯棄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，代之以對社會勞苦大眾的同情之心。她在《著作家應有的修養》一文中說，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應該有二：“一應對于人類的生活，有透澈的觀察，能找出人間的癥結，把浮光下的丑惡，不客氣的，忠實的披露出來，使人們感覺到找尋新路的必要。二應把他所想象的未來世界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們，引導他們向前去，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，去溫慰人間悲苦者，鼓勵世上的怯懦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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